学术勋章，跨洋追梦
井蛙忽见海天阔，金锁难囚赤子心。实验楼中参妙理，维港岸边悟玄音。
已知未知层层进，迷雾明灯处处寻。最是思维突破处，凤凰浴火获新生。
在香港求学的日子里，还有一位深深影响我人生轨迹的导师：W教授。她与S教授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学术伉俪，两人携手从美国归来，在香港中文大学开启新的学术篇章。虽然分属不同院系，但办公室和实验室都在李嘉诚健康科学研究所的同一层。两位教授的研究领域珠联璧合：S教授深耕生物信息学，W教授则专注于生物实验，特别是非编码RNA的功能研究。我也时常穿梭于两个实验室之间，帮助W教授的分析数据。
W教授身上有种特别的亲和力，她总是带着温暖的笑容，说话时眼睛会微微眯起，像是要把心底最珍贵的想法分享给我。她不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游刃有余，更愿意花时间与学生们探讨人生规划和学术道路。那时的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虽然明白发表论文的重要性，却对未来的方向感到迷茫。我常常自问：为什么要做科研？科研的意义是什么？即便发表了论文，接下来又该何去何从？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，始终理不出头绪。
那时的我，像只急于证明自己的小野兽，满脑子只想着尽快发表论文，仿佛每篇论文都是一枚闪亮的勋章，能让我在同学中脱颖而出。我痴迷于追逐影响因子，却忽略了科研的本质。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，让我的研究变得浮躁而空洞。直到遇见W教授，我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科研之路。
她做科研是发自内心的热爱。每当谈起非编码RNA的研究，她的眼睛就会闪闪发亮，仿佛在探索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即便实验周期漫长而艰辛，她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实验室，和学生一起泡在实验台前，耐心地观察每一个数据变化，细致地推敲每一个可能的生物学机制。她最常问的不是"这个结果能发几分的文章"，而是"这个分子是如何精确调控细胞功能的？""我们能否通过它找到治疗疾病的新靶点？"在她身上，我第一次感受到科研可以如此纯粹，不为名利，只为追寻心中那个"为什么"的答案。
这对我冲击很大，也让我开始认真反思自己从事科研的初衷。我对生物学本身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，但每当面对海量数据，试图从中抽丝剥茧、发现规律时，我就会感到无比兴奋。记得我运用Lowess回归算法对GC含量进行偏差校正后，Trisomy 13的检测准确率竟然从30%飙升到90%以上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用统计方法扒开迷雾看到了数据背后隐藏的奥秘，不禁感叹：统计学真是充满魔力的学科！所以我开始自学统计，去图书馆借书，啃教科书，但发现没基础就是难啃。不过就算难，我还是觉得这是我想走的方向。
W教授常常跟我分享她在美国的生活点滴。她特别钟爱加州，说那里阳光总是慷慨地洒满大地，四季温暖如春，金色的海滩绵延不绝，创新氛围浓厚，机遇遍地开花。她告诉我，在美国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，不必被各种条条框框束缚。她绘声绘色的描述，就像在我眼前推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窗户。听着听着，我的心也开始蠢蠢欲动：也许，我也该去那片土地看看？
自由，一直是我内心最珍视的东西。然而在中科院和香港的经历，却让我深深感受到自由的匮乏。记得在中科院时，我想退学办理护照，户籍办的老师竟然不允许我取走自己的户口本。那本子上明明印着我的名字、贴着我的照片，我却连用它办理自己证件的权利都没有，户籍办的老师对待我的凶恶的态度，好像我要抢劫他的财产一样，这种荒谬感至今让我难以释怀。
在香港，等级制度渗透在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经常参加D教授的会议时，会议室最里层和前排的座位总是留给几个教授，像我这样的学生只能坐在外侧。由于W教授的会议室空间有限，当参会人数较多时，学生甚至被安排到会议室外面，我只能通过一扇小门勉强看到会议室的屏幕，演讲者的声音更是难以听清。这种文化上的条条框框让我感到不适，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，令人窒息。
当然，后来当我真正踏上美国的土地，才明白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乌托邦，每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挑战。但是，在那个时刻，W教授的描述就像一颗火种，点燃了我心中去美国的梦想。
硕士第二年，我开始为申请美国PhD项目做准备。虽然我的学术背景偏重生物学，在统计和数学方面缺乏系统训练，直接申请统计系难度较大。但生物信息学这个新兴的交叉学科为我打开了一扇窗。大部分学校的生物信息专业都汇聚了来自统计、数学、计算机和生物等不同领域的导师，正适合我这样跨学科背景的申请者。于是，我决定将目标锁定在生物信息学方向。
在W教授的指导下，我精心挑选了一系列美国高校投递申请。当时我专注的高通量测序数据分析正是热门领域，加上已发表的论文作为敲门砖，我陆续收到了多所学校的面试邀请，最终也如愿以偿地拿到了offer。
在众多选择中，UCLA和UPenn让我最为纠结。UCLA所在的加州，在W教授的描述中宛如人间天堂：阳光明媚、海滩绵延，更是科技创新的沃土。而UPenn所在的费城，虽然城市略显衰败、治安问题频发，却有着常春藤盟校的光环加持。那时的我从未踏足美国，所有的想象都来自W教授的描绘。最终，我还是选择了UPenn。因为常春藤这三个字，对当时的我而言，有着难以抗拒的魔力。
就这样，我带着七分憧憬、三分忐忑，踏上了前往大洋彼岸的旅程，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人生篇章。
回首在香港的两年时光，虽然只是人生中的短暂一程，却给我带来了深刻的改变。正如苏格拉底所说："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"，而这段经历，恰恰成为了我审视自我、突破认知的转折点。从国内相对封闭的环境，一步跨入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，仿佛从黑白电视突然切换到了4K超高清。维多利亚港的璀璨夜景、中环的摩天大楼、兰桂坊的异国风情，都在向我展示：世界之大，远超想象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了不同肤色的人们在街头擦肩而过，听到了粤语、英语、普通话的交织，感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。我的感受真的就像马克·吐温所说："旅行是偏见、固执和狭隘的致命敌人。"
这种冲击带来的最大改变，是思维方式的彻底革新。曾经的我，如同井底之蛙，以为头顶的那片天空就是整个世界。在香港，我恍然大悟：有时候，我们拼命努力，却只是在原地打转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。就像柏拉图洞穴寓言中的囚徒，我们看到的只是墙上的影子，却误以为那就是真实。
认知的局限，往往源于自我设限。而人的认知最可怕的瓶颈就是自己，“You don't know what you don't know”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，这才是最大的障碍。当我终于打开眼界，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有那么多我还没接触过的东西时，那种渴望探索、渴望追寻的动力才真正被激发出来。
所以我经常鼓励身边的朋友：如果有机会，真的要出去看看，哪怕只是短暂的时间，这种眼界的打开，也能让你从“You don't know what you don't know”到“You know what you don't know”，然后再逐渐迈向“You know what you know”。这个过程，就是我在香港收获到的最宝贵的财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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