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作难求，长夜难眠
临床数据浩如烟，难换一作慰愁眠。空为他人做嫁衣，却将己任付长天。
统计新模开蹊径，数理玄思破万千。从今不恋浮华景，愿向书山最顶巅。
我的博士研究聚焦于一个既神秘又至关重要的领域：肠道微生物。在我们身体内部，栖息着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，它们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动态的生态系统，其重要性堪比一个独立的器官，所以也被称之为人类的第二个器官。这个微小的世界，对我们的健康、消化乃至情绪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我的具体研究方向，是探索这个微生物世界与一种儿童慢性炎症性肠病，简称IBD (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)，之间的联系。
我的课题一部分来自费城儿童医院（Children'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，CHOP）的合作，CHOP在儿童疾病研究领域享有盛誉。我们共同设计并执行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长期项目，追踪了100多位患有IBD的小孩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定期收集他们的粪便样本。同时，还详细记录了他们的饮食习惯、接受的各种治疗方案及其反应。这就像是在绘制一幅动态的画卷，试图捕捉疾病、微生物、饮食和治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。
收集到的粪便样本是解开谜团的关键。我们会对这些样本进行基因测序，分析在不同时间点、不同饮食和治疗条件下，孩子们肠道微生物群落的构成和变化。哪些微生物的增多或减少可能与IBD的发病或缓解有关？饮食结构如何影响这个微小的生态系统？为什么有些孩子对特定的治疗方案反应良好，而另一些孩子却效果不佳？这些都是我们试图通过数据分析来回答的问题。
我的博士生涯基本上围绕着两大块任务展开。
第一部分研究，是与CHOP的医生们紧密合作。我运用各种统计学方法，深入挖掘我们收集到的临床数据背后隐藏的模式和关联。这部分工作更侧重于应用统计方法，找到具有临床指导意义的发现，比如识别出与疾病状态或者治疗反应相关的关键微生物。虽然这类合作能产出研究论文，但医生们，通常会占据第一作者的位置。对于我这样实际执行数据分析的学生而言，很难成为第一作者。但博士毕业的硬性要求，必须有第一作者的论文发表。所以，尽管这些临床分析工作意义重大，却不能直接帮助我拿到毕业所需的通行证。
第二部分研究，才是真正能让我达到毕业要求：研究全新的统计模型。肠道微生物数据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数据类型，被称为"组成性数据"（compositional data）。它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在一个样本中，所有微生物的相对丰度加起来必须等于百分之百。这个看似简单的限制条件，给数据分析带来了巨大的挑战，使得传统的统计方法，如处理离散数据或连续性数据的方法，往往不适用。更复杂的是，我们的数据还是时间数据（longitudinal data），也就是在不同时间点对同一个体进行重复测量。在当时，针对这种复杂的高维组成性时间数据，还没有非常成熟有效的统计分析工具。于是，我的核心课题便聚焦于此：研究新的统计模型，专门用来分析这类棘手的数据。这些理论性更强的工作，最终会发表在统计学领域的专业期刊上，这才是我获得博士学位的关键。
回想起来，我的整个博士生涯充满了曲折，远非一帆风顺。进展缓慢的原因有几个。首当其冲的是，我早期投入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协助医生们分析临床数据上。这虽然有成果，却无助于我达成毕业的核心要求。
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则源于我自身的背景。我并非数学或统计学科班出身。虽然我对数据分析本身有热情也算得心应手，但在面对那些需要严谨数学推导和统计理论构建的任务时，明显感到力不从心。博士生涯的前几年，我几乎是在疯狂地恶补基础知识，从线性代数到概率论，再到更高等的数学和统计理论。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。一开始，我甚至连领域内很多重要的研究论文都读不懂，更别提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了。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，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啃硬骨头，反复研读经典文献，试图理解那些复杂的公式和模型背后的逻辑。直到博士第四年，我才感觉自己慢慢摸到了一些门道，开始能够比较顺畅地阅读文献，也逐渐清晰了自己想要研究的具体方向。
导师的指导风格也加剧了我的挑战。我的导师倾向于放养式管理。虽然名义上每周会与学生有一次例会，但由于他非常繁忙，经常需要出差参加各种学术会议，有时甚至一个月都难得见上一面。这意味着我能得到的直接指导和反馈非常有限。很多时候，研究方向的选择、问题的提出、困难的克服，基本上都得靠我自己摸索。这种高度的独立性要求，对于当时基础薄弱、方向迷茫的我来说，无疑增加了巨大的压力。
眼看着时间一年年过去，到了第四年，我的手上还没有一篇能够确保毕业的论文，那种焦虑感可想而知。实验室里的其他同学，不少师兄师姐，似乎进展都比我顺利得多。他们在统计学的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消息时有耳闻，有些甚至已经手握好几篇录用或发表的文章。这种对比让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与他们的差距，也难免让我产生挫败感。再加上导师偶尔会不经意地批评我基础差、逻辑不清，这些评价，或多或少地打击了我的自信心。
那段时间，压力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心头。身体也开始发出无声的抗议。镜子里的自己，两鬓不知何时悄悄爬上了银丝，起初只是零星几根，后来竟像被时间加速催化了一般，迅速蔓延开来，到了博士后期，已是触目惊心的一片灰白。夜晚则成了另一种煎熬。失眠不期而至，成了挥之不去的常客。躺在床上，大脑却像一台失控的机器，在白天的研究难题、论文进展和对未来的忧虑中反复空转，难以平静。眼睁睁看着窗外由黑变白，身体疲惫不堪，精神却异常亢奋，那种滋味，真的令人备受折磨。每一根早生的白发，每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，都像是沉重压力的具体印记，刻在了我的身体和记忆里。
但我骨子里可能还是有点不服输的劲儿。即使在最低谷的时候，我也从未真正想过放弃。
也许这种韧性来自于我过往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吧。从中科院的退学到香港的重新起航，从湿实验台的迷茫到数据分析的觉醒，每一次人生的转折都在告诉我：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，不是看谁跑得最快，而是看谁能坚持到最后。而我，从来不是那个跑得最快的人，但我可以是那个跑得最久的人。
我还记得那些深夜时分，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身影。桌上堆积如山的论文打印稿，密密麻麻的手写笔记，还有满屏都是希腊字母和复杂公式的电脑屏幕，这些构成了我生活的全部。外面的世界或许灯火通明，朋友们可能正在聚会狂欢，但对我而言，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就是我的整个宇宙。
我依然坚持每天阅读文献，哪怕有时候读到一半就困得眼皮打架，哪怕那些晦涩的统计理论让我头疼欲裂。我告诉自己，每读懂一篇论文，就是向目标迈进了一小步；每掌握一个新的概念，就是为未来的突破积累了一点点能量。就像愚公移山一样，我相信量变总会引起质变，今天搬走的这一铲土，总有一天会让整座山移开。不求一日千里，只求日拱一卒。
然而，再坚韧的绳子也有绷断的时候。
博士第四年末期，我依然两手空空，没有一篇能够保证毕业的第一作者论文。那种被时间追赶的焦虑感，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。一天下午，再一次和导师讨论中，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我，四年来积压的所有委屈、焦虑、恐惧，在那一刻如决堤的洪水般倾泻而出。我哭得像个孩子，毫无形象可言。那种无助感是如此真实而强烈，面对看不到尽头的研究困境，面对毕业的遥遥无期，面对内心深处对失败的恐惧，我终于坚持不住了。
那是我第一次在导师面前如此脆弱地展现自己的困境。平时总是硬撑着的面具终于彻底撕碎，露出了最真实、最无助的自己。
随后，我主动向导师提出了延期毕业一年的请求。虽然这意味着要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，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博士的课题。
回想那次在导师面前哭得像个孩子的午后，我才意识到，我曾以为博士之路应该是一条平坦的康庄大道，却发现它更像是一座需要独自攀登的险峰。山路崎岖，荆棘满布，有时甚至找不到前进的方向。但正是在这样的艰难跋涉中，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成长，什么叫做蜕变。
那次崩溃过后，我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变化。导师没有答应我延期毕业的要求，开始真正重视我的课题和我的困境。从那以后，他和我的讨论更加频繁。我也开始用不同的视角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维模式。我隐约感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内心深处悄然萌芽，等待着在合适的时机破土而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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